李流芳（1575-1629），字長蘅，一字茂宰，號檀園、香海、慎娛居士、六浮道人等。李氏家族乃當地的名門望族。明萬歷、天啟年間，閹黨魏忠賢專權，官場腐敗，政治黑暗，李流芳遂“絕意進取”，曾表示：“精舍輕舟，晴窗明幾，看孟陽（程嘉燧）吟詩作畫，此吾生平第一快事也?！彼越ā疤磮@”，個人專著即命名為《檀園集》。李流芳才能全面，在詩、書、畫、印等多方面貢獻非常大，在當地名望之高，幾乎難以想象———與程嘉燧、唐時升、婁堅合稱“嘉定四先生”，與董其昌、陳繼儒、王時敏、王鑒等合稱“畫中九友”，與歸昌世、王志堅合稱“三才子”。其山水畫師承五代董源、巨然以及“元四家”。李流芳亦精于篆刻，宗法文彭，上溯秦漢，自具己意，與何震齊名。同時，他也是一位詩文高手，詩風自然平易、質樸清新，類似于陶淵明、白居易，強調抒發(fā)個人真情實感，認為性情乃詩歌之生命。他的書裝裱機法創(chuàng)作同樣遵循這一藝術宗旨。
　　現藏于遼寧省博物館的李流芳自書詩軸（見左圖），為行書、紙本，縱58.5厘米，橫30.4厘米，按照字數多少與尺幅規(guī)格可以推斷出字形大小。因為是有感而發(fā)，故此作一氣呵成，自始至終無一懈筆。此作起筆、收鋒極用力，多有棱角，行筆有動勢，沉著利落、縱放有度，收筆較為含蓄，節(jié)奏平穩(wěn)而錯落有致，不失靈動之感，以氣韻取勝。其結體肥瘦得宜，略變扁方為修長，縱向上加大向上的傾斜角度，從而加強整幅的動感，這也是一種求變的方法。李流芳以蘇軾為模范，取蘇字扁平的形體，去其豐腴及天真爛漫，出以勁挺的筆道，于是筆致含蓄，圓勁有力，點畫細微處又自出意匠，筋骨峻峭、瀟灑典雅，自然舒展而無矯揉造作之態(tài)，頗得蘇字風神氣度又具自家面目。李氏行書學古能變，自出機杼，做了諸多有益的探索，可謂是明代學蘇的佼佼者。
　　這件作品記述的是一次坐船的經歷。所謂“濟河”，按照詩句中“京路三千余”、“迢迢春明門”來推斷，應該是京杭大運河之別名。運河每次放閘，都會把大量的水放掉。當水量不很豐富時，就不可能為一條船而放閘。有時要等上一整天才能放閘，所以李流芳在詩中抱怨：“濟河五十閘，閘水不濡軌。一閘走一日，守閘如守鬼。十里置一閘，蓄水如蓄髓?！边@首詩揭示了古代一種常見的“書畫船”現象，諸多名作都是在船上完成的。如宋蘇軾《赤壁賦》中記：“蘇子與客泛舟，游于赤壁之下。清風徐來，水波不興。舉酒屬客，誦明月之詩，歌窈窕之章。”宋米芾《吳江舟中戲作》記錄的是船夫為小錢而爭吵的事情……一直到民國朱自清的《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》，都與船相關。李流芳在詩中最后感嘆：“人生天地間，所貴適志爾。八極可橫騖，風云屬鞭弭?！庇衷疲骸绊\鎖一著身，事事不由己。請君轉頭看，即此有妙理。如彼名利人，皇皇走朝市。當其守閘時，靜躁皆如此?！爆F在交通工具都在提速，速度太快了，很快就到達目的地，就沒有這樣的思考與情調。
　　李流芳此作落款中注明“閘河舟中戲效長慶體”。所謂“長慶體”，源于唐白居易、元稹的文集名。最早見于南宋后期詩人戴復古的詞作及劉克莊的《后村詩話》。戴復古有《望江南》詞四首，其三云：“詩律變成長慶體，歌詞漸有稼軒風?！眲⒖饲f則明確地以“長慶體”指稱《琵琶行》一類詩歌。就寫作時間而言，白居易的長篇代表作《長恨歌》、《琵琶行》等皆成于憲宗元和年間，并不是穆宗長慶年間，所以并非因創(chuàng)作年代而得名?！伴L慶體”后逐漸成為長篇敘事七言歌的專名。明末清初之際，詩人吳偉業(yè)大量采用這種格式進行創(chuàng)作，寫下了《圓圓曲》等名篇，后人群起仿效，遂大行于世。
　　從李流芳的經歷來看，有三點值得一提。一是敏而多能，注重詩、書、畫、印的結合，個人成就顯然得益于多方面的綜合修養(yǎng)。他的作品一方面是個人情懷的體現，同時也是個人才華施展的不同方式。他平素題畫多用行書，行筆流暢，詩之內容明朗清俊，與畫面相得益彰，可謂之“合”。合即和，和即合，這是中國文化的特點。二是追摹古人，作品多見唐、宋筆意。李流芳書法源于蘇軾，尤擅長行、草二體。其書畫同時又受董其昌影響，力求生秀古淡，并顯現出渾厚大氣、自然嚴謹的風貌。他在《跋摹書帖》中認為，學書法要臨帖，但不要成為字匠，應汲取傳統(tǒng)精髓，師古出新，自具風貌。三是絕意仕途，遣心自娛。李流芳早年一直忙于科舉，書風極為嚴謹。年近五十時，他再也無心于仕途，心境漸漸變得開闊，書風瀟灑、放縱、隨意，不再斤斤于一些細節(jié)。他在《跋題畫冊》中說：“稍存筆墨之性，不復寄人籬壁。但當世耳食者多、識真者少，聊借千載上諸君子之名，以恐嚇之。效顰學步，非予本性，令摹古者見之，當為一笑。然后世有知此道者，亦或相賞形似之外耳。”能有這樣不凡的認識，藝術品位自然勝人一籌，故而明姜紹書《無聲詩史》稱其“名士風流，宛然筆墨之外”。
　　明代中期的書法，吳門派和華亭派占據主導地位。就文人的命運而言，要么入仕，春風得意，如董其昌；要么因某種刺激而絕意仕途，如文徵明、王寵和李流芳等人。這兩種命運都會影響到書法風格的形成。明與宋之間相隔了一個“元”。元代是一個“八娼九儒十丐”的世道，整個文人階層被壓縮在一個狹小的空間當中。此種情形之下，明代文人和宋代文人不免遙相呼應，心有默契。宋代的蘇、黃、米等嚴格來說，乃仕途不暢者。仕途不暢，心情也就不暢。尤其是蘇、黃，一生受盡苦難，顛沛流離。米芾只做了一個芝麻大的小官，聊以自遣。李流芳追慕前賢，以詩書自娛，其書法與宋人存在聲息相通之處，并不奇怪。書法的傳承，正是后世書家對前輩的解讀與呼應。這其中，更主要的是一種文人相互之間的心性與精神的作用！
　　李流芳久居嘉定，僅就地域而言，當然不能脫離董其昌的影響。有人說李流芳在晚年完全折拜于董其昌門下，此言失之偏頗。其實李流芳自始至終有別于董其昌，畢竟人生經歷大不相同，此間值得細細玩味。退一步來講，董其昌本身也是學米的。李流芳在蘇軾之外還受到米芾影響，如此作中的“委”、“哉”、“戲”三字，與米芾《苕溪詩選》中同字相比，可見不完全出于蘇，更非全盤學董了。李流芳因為過早離世，藝術探索戛然而止，最終沒有達到藝術頂峰而成為一代大家，只能算是一代名家。李氏在晚年曾草書唐宋先賢詩達數十巨冊，既研詩律，又練書法，可知其習書之勤奮、練字之功力，難怪董其昌贊曰：“其人千古，其藝千古！”